理想藏书-法语文学-莫洛亚-莫罗亚小说集
我是这家纽约饭店的常客了。我一走进饭店大门，立刻便注意到，在近门的第一张餐桌上坐着一个矮个子老头儿，他正吃着一块厚厚带血的牛排地。牛排所以引起我的注意，因为牛肉乃当时极其稀罕之物。此外，老头儿的一脸愁容以及那副机灵劲也颇惹人注目。他看着面熟，我一定是在哪儿见过，在巴黎，或者在其他地方。我坐定下来后，便呼唤老板佩里高登，此人精明能干，竟把这块巴掌大的地客经营成了美食家们的麋集之所。
“请问罗贝尔先生，坐在门右边的那位，是法国人吗？”
“谁？您是间单独坐在桌旁进餐的那一位？……他是博尔达克先生，是天天都来光顾小店的老主顾。”
“博尔达克？是个实业家吧？对了，现在我认出他了……我怎么在您这儿从来没见过他呢？”
“他平时到得比谁都早……这是个爱孤独的老头儿。”
老板弯下身子就着我的餐桌，小声说道：
“您知道吗，他和他太太，这老两口子是一对怪物……非常古怪。您这时看见他一个人吃午饭。好吧！如果您今晚七点钟来这里，您就会看见他的太太独自一人在吃晚饭。旁人还以为他们夫妇不和，彼此走不到一块儿哩。其实夫妻俩感情很好；他们一块儿住在德尔摩尼科旅馆……这对夫妻对我来说仍然是个猜不透的谜呵。”
“老板，”一个服务员走过来道，“十五号客人要付账。”
罗贝尔先生已从我这里走开，但我仍然想着这对老人的事。博尔达克……不用说，我是在巴黎和他认识的。那是在二次世界大战之间，我常在剧作家法培尔的家中看见他。当时，法培尔对他特别表示好感，无疑是因为他们有共同的癖好，即投资一定要有把握，还因为他们存有共同的不安，投资生怕连老本蚀了……博尔达克……他应该是年近八旬了。我记得大约一九二三年，他刚刚退出企业界，家产已经在百万数之上。那时正遇上法郎贬值，他急得如同发疯似的：
“真是岂有此理，”他抱怨说，“我辛辛苦苦工作了四十年，到头来还是落得一场空。现在不仅我的存款和债券一钱不值，就是那些工业股票也不见起色。我们的钱眼看着就要蚀耗完了。这叫我们晚年可怎么过呵？”
“学我嘛，”法塔尔跟他建议道，“我把全部所有都兑成了英镑……只有这种钱才叫人放心。”
三、四年后，我再次见到他们。夫妻两个看去情绪十分低落。当初博尔达克听了法培尔的意见；就那不久，普安加来①政府使法郎升了值，英镑却大跌。此刻博尔达克又处心积虑想着如何逃避所得税，因为所得税率提高了。
“您就象孩子一样无知，学我嘛……”法培尔又向他重复以前的话，“世界上有一样东西价值是固定不变的，也只有这一样：那就是黄金……要是您一九一八年买了金条，表面上您既没有经济收入，自然也不用纳税，那您今天就更富得不得了喽……把您的钱全都买成黄金吧，以后您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博尔达克夫妇听了法诺尔的话。他们购买黄金，再在银行租了一个保险箱，然后时不时地跑到这座神庙把那殿门打开一点儿，朝他们崇拜的偶像顶礼膜拜，并且从中感到一种很大的慰藉。此后，我有十年之久没有见过他们。一九三七年的一天，我在圣奥诺雷郊区的一间画铺里，又遇到了他们夫妇，丈夫依然是那样满面愁容，同时举止又很洒脱；妻子则兴高采烈，外带点天真；她身着带有花边襟饰的黑色长裙，是个衣着整洁的小老太婆。博尔达克难为情地向我打听道：
“先生，您是搞艺术的，访问印象派作品还会不会涨价呢？……说不上？……有人对我说要涨，其实已经涨得相当厉害了……要早知道，这个世纪初，我就该买这一派的画儿……当然了，如果谁现在知道什么新画派将要代之兴起，并且不用花多少钱便能买到它的作品，那是最好不过的了。可是您瞧，在这个问题上，谁也不能给我明确的回答……这是什么年月啊！连那些行家都感到茫然！好啦，您只得对我承认：的确不可思议！我问他们：－‘哪个画家的画会涨价呢？’亲爱的先生，他们支支吾吾，不知所云。有人说于特里约，另有人说毕加索……其实这些人已经红到不能再红了。”
“对了，您买的那些金条呢？”我于是问他。
“都在呀……一直都在……并且我还买了不少……但是政府正在那里讨论争购黄金，甚至说什么要打开保险箱……真是太可怕了……您也许会对我说：最高明的办法是把金条一起送到国外去……那敢情好，亲爱的先生，那敢情好……问题在于送到哪儿去？’在黄金问题上，英国政府是和我国政府一样严厉；荷兰、瑞士吗，战争打起来时，风险太大……当然还有美国，可是自罗斯福上台以来，美元本身……尤其是我们非得到那边生活不可，以免一旦退路切断了，连去都去不成。”
我不记得当时是怎样回答他的。博尔达克夫妇委实把我气坏了。他们在民族文明危殆之际，仍抱着他们的私财死死不放。走出画铺，我即向他们告辞。我望着他们两口子端端正正地穿着一套黑颜色衣衫，不胜凄凉地挪着细步渐渐走远去。真巧，今天我又和他们在莱克新顿大街上的金蛇饭店里不期而遇。战争那些年他去了哪儿？又怎么会流落到纽约来的呢？我很好奇，所有这些我都想知道个究竟。因此当博尔达克起身离桌时，我便朝他走过去，并且说出自己姓名。
“啊！记得记得，”他说，“非常高兴再见到您，我亲爱的先生！请什么时候赏光过来饮茶。我们住在德尔摩尼科旅店。我的太太一定会喜欢得了不得……我们在这儿的生活太枯燥乏味了，两人不懂英语，真是活受罪啊……”
“你们是打算在美国长期住下去吗？”
“只得如此，”他道，“我改日再同您细说吧，请于明天五时左右过来敝处坐坐。”
我接受了邀请，并且依时前去会晤。博尔达克大大身上仍然穿着和一九二三年一样的带有花边襟饰的黑颜色绸裙，脖子上还悬挂着一串漂亮的珍珠项链。我觉得地忧郁多了。
“我都快要闷死了！”她说，“我们就住在这两间房里，没有一个朋友……哎！我怎么也想不到要死在异国他乡呀。”
“是吗，太太，”我道，“但是谁一定要你们老死在这里呢？据我所知，你们并无特别理由要害怕德国人。当然喽，你们不愿意留在德国人那边生活的想法，我也清楚；不过仅仅因为这一点，你们就自动逃亡到一个语言不通的国家里来，这未免……”
“哪里！”她说，“这同德国人没有关系。我们是在大战前，很早就到这里来了。”
这时，她的丈夫起立，走过去把房门开开，看清楚过道里没有人偷听我们谈话之后，才又将门关上锁好，然后回来坐下，小声对我道：
“我把一切给您说说明白吧，我们知道您说话谨慎，而且我们也很乐意听听您的意见。不错，我聘请了美国律师，但还是您更加理解我……好啦……我不知您是否还记得，自人民阵线上台后，我们认为把金条保存在法国银行不保险，便找了个秘密而且安全的办法运来美国。自然，我们事先已经决定来美国定居了。根本不可能要我们和金条分开……这是不用说的……到了纽约，我们自一九三八年起又把黄金变成了美元，因为我们不相信美国（并且我们有理由）会将美元再次贬值，另外从我们所知道的消息灵通人士那儿得悉，俄国人发现了新的金矿，黄金价格将要下降……因而问题出来了：以什么样方式保存我们的美元才好呢？开个户头存入银行？保存纸面？还是购买股票？……如果我们购买美国证券，我们则要缴纳美国所得税，那将是相当高的……所以我们全留着美钞。”
我禁不住打断他道：
“换句话说：为了不缴纳百分之五十的所得税，却宁肯分文收入没有。您这不是自动地缴纳百分之一百的所得税吗。”
“不只是为这个原因，”他越发神秘地说，“那时眼看战争快要来了。我们担心银行账户可能要被冻结，保险箱会被打开，尤其我们不是美国公民，就格外……所以我们决定把钱一直放在自己身边。”
“放在身边，”我叫道，“您意思是说？……就放在此地，放在旅馆里？”
老两口子于是低下头，面上露出一点微笑，接着互相使了个狡黠而且得意的眼色：
“是的，”他往下说道，话声勉强可以听得见，“是在这里，就在旅馆里。我们把一些黄金以及全部美元用一只大皮箱装着。皮箱便放在我们卧房里。”
他站起，开开里间的房门，拉着我的手臂，叫我看一只外表十分平常的黑皮箱。
“就是那只箱子，”他喁喁地说，并且近乎诚惶诚恐地把门关好。
“用这只皮箱放黄金美元，”我问道，“您不怕事情万一泄漏出去？这不是引贼入室吗？”
“不怕，”他说，“首先是绝对不会有人知道这只箱子，除非我们的律师……和您，你们都是我们完全信得过的人……您要知道，这一切是经过我们深思熟虑的。一只皮箱不会象保险箱那样引人注意。谁也想不到那里面藏着钱财。尤其我们不分白天黑夜，时时刻刻都有人在这房间里守着。”
“你们从来不出去？”
“我们从不一起出去！我们有一支手枪，放在最靠近皮箱的抽屉里面，我们两个人总有一个留在家中……我上那家法国饭店吃午饭，昨天您就是在那间饭店遇见我的。我的太太是上那儿吃晚饭。这样，皮箱旁边从来没离开过人。您懂了吗？”
“不，亲爱的博尔达克先生，我真不明白你们为什么要自寻烦恼，非得过这种画地为牢的生活呢……害怕纳税？唉！你们还在乎那点地税么？以你们的富有，不是够你们尽享天年还绰绰有余吗？”
“问题不在那里，”他说，“我辛辛苦苦好不容易挣来的钱，我是连一个子也不愿意自给他们的。”
我试图换过一个话题。想起博尔达克是个有学识的人，懂得些历史，我便打算请他谈谈他从前所收藏的真迹，但是他的太太比他更财迷心窍，硬要把我们引回到这个她唯一感兴趣的题目上来：
“倒是有一个人叫我不很放心，”她小声说，“这人就是给我们送早餐的德国大师傅。他的一双贼眼有时尽朝这扇门望。但在那种时候，我们两人都在家中，料想不至出事儿。”
另外有个问题是，他们喂养着一只漂亮的卷毛狗，非常有灵性。它总是趴在客厅的一个角落上，然而每天要牵出去遛个三次。甚至这事儿，他们也是轮流着去的。当我向他们告辞出来时，我实在是被他们如此乖僻行为给气恼了，同时又对世上竟有这样少见的怪物而感到迷惑不解。
自从那次访问以后，我就常常设法早一点离开办公地方，以便在七点正能赶到金蛇饭店，可以和博尔达克大大同桌吃晚饭。她比丈夫喜爱说话，向我吐露他们的焦虑和打算时也更率真自然：
“欧仁这人，”有一天晚上她对我说，“真是聪明能干。他什么都考虑到了。昨天夜里，他忽然间想到一件事，当局为了不让人收藏纸币，可能要把纸币统统收回，并再发行新钞。这样一来，我们就非得去申报不可了。”
“是的，”我答道，“但是申报于你们有什么害处呢？”
“关系可大了，”她说，“一九四三年，美国财政部当初清查移民财产时，我们什么都没有申报……万一遇到麻烦就够我们瞧的了……但是欧仁却有个新打算。据说某些南美国家不征收所得税。如果我们能够把资金汇兑到南美去……”
“你们不向海关申报怎样能汇得呢？”
“欧仁是想，”她说，“我们应先选一个国家加入它的国籍。比如说，我们若是乌拉圭公民，汇款自然就有理由了。”
我觉得这个主意想得挺好，于是第二天我去同博尔达克一起吃午饭。他对我总是愉快相迎；
“啊！”他说，“见到您非常高兴，因为我正好有一件事情要向您请教。您知道加入委内瑞拉国籍需有些什么手续？”
“说实话，我不知道，”我回答他道。
“那么加入哥伦比亚籍呢？”
“我也不清楚。您应当分别去问这两个国家的领事。”
“去问两国领事！”他说，“您疯了吧？……惟恐人家不注意么！”
他厌烦地把那盘烤鸡往前一推，叹了口气：
“这成什么年月！都怪我们生不逢时，如果早一百年，也不会有人追究我们完税了没有，也不怕被人家巧取豪夺了！而今天，每一个国家政府都成了拦路的强盗……比如说英国吧……我在那里藏有几幅油画和几张挂毯，现在想带来此间。您知道他们要我怎么样吗？缴纳百分之一百的出口税，这就跟没收了一个样儿……好象走到树林边上，遇上了剪径的强盗，亲爱的先生，就象走到树林边。”
自那以后，我因为公务在身去了加利福尼亚，至于博尔达克夫妇到底是成了乌拉圭人，委内瑞拉人，还是哥伦比亚人，我便不清楚了。一年过后，我回到纽约，便去向金蛇饭店老板罗贝尔先生打听他们夫妇的情况：
“博尔达克夫妇怎样了？您还常见到他们吗？”
“不见了！”他回答我，“怎么？您不知道吗？博尔达克太太上个月去世了，我猜测她是因为心脏病死的，自那天起，我就再没有见过她的丈夫，我想妻子的死对他一定是一次打击，大概也病了。”
然而我心中则另有与他迥然不同的解释。我给博尔达克先生写了一封短函表示哀悼，并且询问我是否可以去探望他。翌日他即打电话来约我去。我发现他面孔苍白，非常消瘦，嘴唇了无血色，声音有气无力的。
“昨天我才获悉您的不幸，”我对他说，“立刻想来为您快点事情，因为这样大的不幸不仅要给您带来巨大痛苦，而且我想势必对您的生活也造成极大问题。”
“不会，”他道，“完全不会……我已决定以后不出门了……事到如今，只有这样办了，不是吗？我不能离开那只箱子，我也没有什么可以委托的人，请他看着皮箱……因此我吩咐将我的每顿饭都送到楼上房间里吃。”
“您这样完全闭门不出，未必吃得消吧？”
“当然吃得消……我已经习惯了……我从窗口观望过往的行人和车辆……而且我正想对您说：这种生活终于给我一种不可思议的安全感。过去，我每外出吃饭，那一个小时我总是惶遽不安；生怕我不在时会出什么乱子……虽然我明明晓得，家里还有我那可怜的老婆子哩，可是，我几乎没见过她换过手枪，而且她的心脏情况又不那样好……现在，我打开着门，眼睛一直盯住皮箱……一切我视为珍贵的东西全部在我跟前了……这就足以抵偿我的许多辛苦了……只有一件事令我为难，就是那只可怜的费迪南。”
卷毛大听见叫它的名字，站起来走到主人的脚旁坐下，一边带着询问的神情望着主人。
“是啊，不用说，我自己是再也不能领着它出去遇上一会儿了，但是我找到旅馆里的一个服务员，他们管他叫传者……我想问你一句，为什么他们不能象别处一样叫他服务员呢？……嗳！我听他们讲英语就想发笑！总之我找到一个年轻的伙计，给他一点点报酬，他答应牵费迪南出去，领它屙屎拉尿……于是再没有什么认真大不了的问题需要解决的了……亲爱的先生，多谢您的一片好意，主动来帮助我这个老头儿，不过我自己可以了，说实在的，我可以了。”
“您不想去南美生活了吧？”
“不去了，我亲爱的先生，不去了……我还去那边干什么啊？华盛顿已不提换纸币的话了，何况我这把年纪……”
他的确显得很老，他选择这种闭门幽居的生活，看来对他并不合适，红润的面色不见了，说话已经吃力了。
“人们还能不能说他是个活人呢？”我暗暗思忖着。
看来没有什么好帮助他的了，我于是告辞出来，并且打算不时地来看望他一次，但是，仅过几日，我才打开纽约时报，注意力登时被一行标题吸引住：有一法国移民去世，留下一皮箱美元。我读完这则新闻：果真是我那位故交博尔达克先生。这天早晨，发现他的时候，他身裹被子，身下压着一只黑颜色皮箱，已经死去。查看死因并无可疑之处，钱财原封未动。我赶去德尔摩尼科旅店，打听葬礼举行的日期和地点。我还向服务台值班员问了安迪南的下落：
“请问博尔达克先生的狗哪儿去了？”
“没有人愿意要。”他答道，“我们把它送去警察局动物待领所了。”
“他的那些钱财呢？”
“倘使没有继承人，就只有交给美国政府了。”
“这样的结果真是意想不到。”我说。
其实我此时想的仅仅是这个故事的不幸结果。
①普安加来（1860—1934），一九二0年担任法国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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