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尔在接受乌珀塔尔市爱德华-冯-德-海特奖①时的讲话
1959年1月24日
乌珀塔尔市今天授予的这一荣誉，把我这个获奖人，在欢喜之余推到了唯一能够评判这个荣誉是否合理的裁判者面前，这就是：良心。诸位先不必担心我要在这里推让一番。我也许已经过了应该推让的年龄，但又还没有年老到凡事都乐于推让。要是有人以为我谦虚，我会觉得难堪，因为我其实并不谦虚。和所有人一样，荣誉不但使我高兴，也给我鼓励。如果我说获得这种荣誉只是相对而言，那我还得补充一句：它在任何情况下都是相对的，而且只能是相对的。因为，艺术的本质决定它自身永远处在探索的阶段。当然，你会学到一些什么，但作为作家，你终究只是在自己那里学自己的东西。然而，也正是因为确知自己“学有所得”，更加深了每一个艺术家都能证实的那种印象：你学到的仅仅是一门手艺而已，也就是说摸透了自己那一套，然后兴许弄来个大师什么的头衔。其实，每个艺术家都清楚，没有人能够创作出一部真正称得上大师级的作品，尽管他知道人们都在为此而努力。没有什么比那些扛过或者还扛着大师头衔的人的失败之作，更能够告诉我们究竟什么是艺术。这里往往只有一发之差。我们知道一根头发有多粗，那只是细微的差距。而我今天所得到的这一荣誉，对我自己的作品而言，所依据的，就是这样一点细微的差距。热衷于和语言打交道的人——我自认是这样的人——和它打交道的时间越长，会变得越加谨慎，因为他会不可避免地认识到，在我们这个世界里，语言是个多么具有两面性的东西。话一出口或刚刚落笔，便会摇身一变，给说出或者写下它的人带来常常难以担当其全部重负的责任。说出或写下“面包”这个词的人，往往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为了这个词，曾经进行过战争，也出现过谋杀。它负载着沉重的历史遗产。谁要是写下这个词，就应该清楚它所负载的历史遗产，以及它能发生何种变化。倘若我们意识到每一个词身上的这种历史遗产，倘若我们去研究一下词典——那是我们财富的清单——就会发现，每一个词的后面都有一个世界。每一个和语言打交道的人，无论是写一篇报刊新闻，还是一首诗，都应该知道，自己是在驱动着一个又一个世界，释放着一种具有两面性的东西：一些人为之欣慰的，可以使另一些人受到致命的伤害。
凡是视思想为危害的地方，首当其冲的便是禁书，并对报刊杂志和广播报道实行严格的新闻检查，这一点已非偶然。在两行文字之间，也就是印刷机留下的那一行狭窄的空白里，人们所能聚集的火药，足以炸飞好几个世界。凡是恐怖笼罩的国家，对语言的惧怕更甚于武装反抗，而后者又往往是前者的结果。语言可能是自由的最后一个庇护所。我们知道，一次谈话，一首秘密传布的诗，可能比任何革命中反抗者们所为之呼号的面包更为珍贵。
因此，诸位也许可以理解，此时此地，当我作为一个自由的公民接受一座自由城市给予与语言打交道的人的这一荣誉的时候，为什么要诉诸于良心——这个似乎与艺术无关的裁判者。这里所指的，并不是每一个艺术家每天在斗室之中推敲自己是否因为那一发之差而偏离艺术的那种艺术良心，而是作为社会成员的人的良心。语言会产生后果，这一点我们知道，也亲身体验过。它可以用来准备战争，也能导致战争。促成和平的不总是语言。语言一旦被丧尽良心的煽动者、权术十足的人和机会主义者所利用，便可能致千百万人于死地。舆论机器可以象机枪喷射子弹一样喷射出语言，每分钟高达四百、六百、八百之数。任何一类公民都可能因为语言而遭毁灭。我只需要提一个词：犹太人。到明天，也可能是另外一个词：无神论者、基督徒或共产党人、顺民或者持不同政见者。“假如出言可以杀人”这句话，早已由虚拟变成了现实：语言确实可以杀人。而杀人与否，关键仅仅在于良心，在于人们是否把语言引导到可以杀人的地步。在我们的政治语汇中，有些词如同施了魔法，咒语般附在我们自由快乐地长大的孩子们身上。我提两个这样的词：奥德——尼斯②。这个组合名词，一旦为造谣煽动者所利用，一旦落到制造舆论的机器手里，它所产生的后果可能更甚于好几卡车硝酸甘油。
诸位也许觉得奇怪，一个自认为酷爱语言的人站在这里讲话，却似乎只是在作一番骇人听闻的政治预言，并一味从过去和当代的语汇中，挑出一些曾经致人于死地，或者可能致人于死地的字眼儿，望文生义地推断未来。然而，这种断言和提醒所以有政治的意味，它们所以令人警省甚至危言耸听，在于我们知道，政治是依靠语言搞起来的，而使人成为政治的对象、让人承担着历史重负的，也正是语言——那些嘴巴里说出来、机器印刷出来的语言；还在于我们知道，制造舆论、营造气氛总是凭借语言。机器是现成的：报刊、广播、电视。当它们为自由的人们所操纵时，带给我们的是无害的东西，不过商业片而已：广告和娱乐节目之类。但是，只要权利的旋钮稍一扭动，我们便会发现，机器的无害只是一种假象。今天，它们向我们叫卖洗衣粉或者香烟。如果它们同样起劲地向我们出售无神论者或基督徒，顺民或持不同政见者，又会怎么样呢？如果它们朝着我们无休止地叫嚷：奥德——尼斯——这又仅仅只是一个名词而已吗？
谁要是象乌珀塔尔市今天对待我这样，奖励一个自由作家，那么，他奖励的是这位作家、是他现有的作品以及他的艺术中可能包含的承诺。但他同时奖励的还有自由，以及这种自由可能带来的谬误和愚蠢。然而，只要语言还没有背离良心，只要那些掌握着这一巨大财富的人，在满足于当权者施舍的时候还会得精神分裂症，谬误和愚蠢就决不会落到杀人的地步。对每一个愿意剥夺语言历史遗产的人，对每一个不在字里行间倾注语言——我们最宝贵的自然财富的全部内涵，不在其中倾注风和雨、武器和热爱、玫瑰、夜晚、阳光、炸药、兄弟、姐妹等等我们财富的清单——词典所提供给我们的全部世界的人，当权者都惯于支付给他们一点可怜的金钱作为报酬。当一个作家屈服于权势，甚至主动奉迎权势时，他犯下的，将是可怕的罪行。这种罪行更甚于盗窃，更甚于谋杀。对盗窃和谋杀，有明确的法律条文可以量刑。判了刑的罪犯，有法律为他们提供与社会和解的机会：犯罪者会有所偿还，尽管这种偿还不象作一道数学题那样便当。然而一个作家，如果他背叛了语言，那他背叛的是所有说同一种的语言的人，而且无法对他绳之以法，因为他所服从的是没有条文的法律。这不成文的法律，针对的是他的艺术和他的良心。他只有一个选择，要么倾其此时此刻所有，要么一言不发。他可以有错，但是在他发言的那一时刻，他必须相信自己所说纯属真实，尽管此后可能证明是错误的。他不能始终以难免有错来作为替自己开脱的借口。否则，他就是极端的不诚实，就如一个人在造孽之前就准备好事后如何忏悔那样。那时候，拜倒在一面不断变化的忏悔镜面前、把自己关进什么玩艺儿都能产生的橡皮房间里，来一番所谓自我批评的辩证把戏，也无济于事了。这样的自由甚至不如当小丑的自由。小丑常常因为举止放肆而不得不挨喜怒无常的主子的棍棒。他们总是佩戴着让人一望而知其愚笨的标志：头戴小丑帽、手持拨浪鼓。但是，与那些在公众意见的讲台上木偶般任人摆布并时刻准备着翻筋斗的人相比，他还有着人的尊严。要剥夺人的尊严,有许多可怕的办法，诸如严刑拷打、送上断头台。然而，对我而言，最糟糕的莫过于下面这一种：它象一种暗中滋长的疾病，控制我的思想，强迫我说出或写下一句无法面对我刚才提到的裁判者的话，即一个自由作家的良心。自由作家犯过错误，今后也难免有过失；他必须在他无法带着诸位进去的那个小天地里闭门思索，弄清楚自己的艺术；他所提供的，不仅是印刷出版的白纸黑字，而且更有另一层意义上的黑白分明；他的自由不是小丑的自由，因为他的语言所允许的那一点为数不多的戏谑，并不是为了讨好主子，也不是为了挨几记耳光。不要给自由作家以小丑的自由，因为他无法容忍世俗主子凌驾其上。唯一能限制他自由的，只能来自于艺术。
在一种很难确定，只能因时因地确定的程度上，自由也意味着一种物质上的独立。因此，请允许我提到这一荣誉包括的馈赠：它是一份自由，不受任何条件限制。也许它针对的是我现有的作品，但受益的是将来的作品。诸位在给予我这一馈赠的同时，也担起了每一位作家所要承担的风险。对于今天授予我的这一荣誉，我只有在相信它不仅是授予作为个人的我，而且也是授予——请允许我用个抽象的词——作为一个机构的我时才能接受。自由作家是一个机构，它只有在一个自由的社会里才得以生存，它用语言展示着这个社会的富有和贫乏。它并不是为了满足社会的娱乐消遣，也不只报喜不报忧。它所提供的，只能是艺术允许的东西。宽慰，是我们生活中一个宝贵的组成部分，它和绝望一样，绝非廉价可得，也不会白白相送。
所以，这样一种奖励，也是对使自由作家和自由艺术家尚能成为可能的社会的回报。作为在这里受奖的个人，也作为那个服从没有条文的法律，不俯首听命于任何世俗主子，而用语言监护和捍卫人的尊严的机构的代表，我表示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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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爱德华·冯·德·海特(EduardvonderHeydt)，德国银行家、艺术收藏家、文化艺术赞助人，1882年生于德国现乌帕塔尔市(Wuppertal)，1964年卒于瑞士。其收藏分别存于苏黎世和乌帕塔尔等地译者
②即奥德——尼斯边界线。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波茨坦协定》把奥德河和尼斯河定为德国与波兰的边界。奥德——尼斯以东原属于德国的地区划归波兰。原民主德国于1950年承认这一边界，统一前的联邦德国于1970年在《华沙条约》中有保留地认可该边界。两德统一时，前苏联、法国、英国、美国及两德在《二加四条约》中达成一致，前东德与第三国边界保持不变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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