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察部门还在调查，还在猜测，还在推断，图片报已经远远走到了前头：它已知道了。71年12月23日(科隆版)的头版大字标题是：“巴德尔－迈霍夫集团继续杀戮”。
有关凯瑟斯劳特厄尔银行抢劫案的报道所用字体要小得多，报道说，四个蒙面歹徒，其中一位，“据推测”是个妇女；读者可继续读到，“此外”，乌尔里克。迈霍夫集团受到怀疑。证据：警察有关该集团行止的情报，一个名为阿尔法。罗密欧的红色分子在洗劫银行时曾被利用，日前他在斯图加特曾经行窃，在追缉该集团时他就曾被盯上了；其他证据：洗劫时使用了“血腥的手段“和“军事参谋般的策划”。
抢劫银行大多充满着血腥味儿，即便是嫌疑犯不属于乌尔里克。迈霍夫集团(Baader-Meinhoff-Gruppe或Gruppeum Ulrike Meinhoff,是德国七十年代出现的左派恐怖集团，自称红军派。——译者)，正是通过对突袭进行军事参谋般的策划才会最大限度地避免牺牲。
还是看看凯瑟斯劳特厄尔刑警队长劳伯尔先生是怎么说的吧：“我们尚无巴德尔－曼豪夫集团为这次洗劫负责的具体证据，但我们当然会往这个方向调查。”这听起来自是和图片报所言两样：冷静，实事求是，有关证据的说法令人信服，并且合法，如果把警官每月为1373个马克还要冒着生命危险来保护银行保险箱看成是合法的话。这是一个有风险的报酬很差的职业。
在该集团潜入地下后用胶版印制的，这期间又在瓦根巴赫出版社“红书26(阿莱克斯。舒伯尔特：城市游击战)中出版的集团宣言中可读到有关这个问题的如下的文字：“5月14日(1970年在柏林解救巴德尔的时候)正如在法兰克福一样，我们干掉了两个，因为我们不愿束手就擒－是这两条彪形大汉首先开火的。这两条汉子每次都是瞄准射击。我们有时就根本不开枪，即使开枪也不瞄准：在柏林，在纽伦堡，在法兰克福，都是如此。这是可以证实的，因为这是真的。”
“我们‘不随便使用射击武器’。那些家伙一方面是‘小人物’，另方面是资本家的奴仆；一方面是收入微薄的工薪阶层，另方面又是垄断资本意旨的执行者，处于一种矛盾的状态。我们遭到射击，我们便还击。那些汉子放我们走，我们也放他们走。”
如果将名之为“家伙”者所受的委屈和“匪帮”一词相抵销，如果从为数众多的猜测的行动中扣除迄今证实的行动，如果这段话和题名为“支持武装斗争，在人民战争中争取胜利”的声明的狂热的结束语相比较，那这段话听起来也并非疯狂得不得了，并非杀气腾腾，就象该集团迄今为止被描述的那样。如果将另一段分析身受致命重伤的职员格奥尔格。林克那段话来补充上述的那段话，那就根本不会出现这样的印象：他们所奉行的是一种为所欲为的嗜杀成性的意识形态：“如果我们知道在解救行动中某个左派人员会受到伤害，解救行动是否还照样进行，这样的问题曾多次摆在我们面前，这只能用否来回答。”
声明中所提出的宣战针对的是制度，而并非执行机关。若是警察工会主席库尔曼先生能让其从事如此危险，报酬如此微薄的同事读一下这篇宣言，将不啻是件好事。
这是一群绝望的理论家，一群被迫害者被出卖者所进行的宣战；他们已走向绝境，他们被逼上绝境。其理论比其实践更具暴力性。解救巴德尔正好肯定不是从理论到行动具有说服力的飞跃（无论是对旁观者还是对参加解救的人员来说都是如此)。此外，宣言中还包括形同自白的东西：“无论是我们所窃取的那一点点钱，还是所偷的几部汽车和几卷文件，为此对我们展开了调查；甚至是谋杀企图，为此要将我们吊死，都不足以说明他们有理由大叫大嚷。”毫无疑问，乌尔里克。迈霍夫已向这个社会宣了战，她很清楚，她正在干些什么，她已干了什么，然而又有谁人能够告诉她，她现在应该干些什么呢？难道她真的应该投案自首，等待她的是这样的前景：作为典型的红色巫婆陷身于蛊惑人心的沸锅之中而不能自拔？
图片报在一派圣诞节前的气氛中业已知道：“巴德尔－迈霍夫集团还在继续杀戮。”图片报为了凯瑟斯劳特尔银行抢劫案牺牲了它宝贵的第一版的半版和其同样宝贵的最后一版的半版。
图片报(1971,12,23)的最后一页关于警方调查的报道很少，取而代之的却是两个特别的栏目：一为“巴德尔－曼豪夫集团的牺牲者”，一为“巴德尔－迈霍夫集团的赃物”。图片报不仅将业已证实的(并且承认的)牺牲者格奥尔格。林克计算在内，而且也将所有那些尚未弄清为谁射杀的人计算在内：赫尔姆特。鲁夫和诺贝尔特。施密特。图片报既然说到了牺牲，为了简便期间，索性将凯瑟斯劳特尔的警长也算了进去。
来自基尔的退休者赫尔姆特。朗恩凯姆费尔总算被称之为一个“档住银行大盗去路”的一个人。这是什么样的银行大盗？不提这些了，这说不清楚，可圣诞节前的牺牲者的名单要一一列举出来，不可马马虎虎就算了。因此图片报还列举了佩特拉。舍尔姆和格奥尔格。冯。劳赫(这里变成了豪赫)。这肯定不是闹着玩的。
我希望，圣诞节鲤鱼鱼刺会卡住施普林格(Axel C?sar Springer,1912-1985,创立报业康采恩和施普林格出版公司，图片报即在施普林格名下。——译者)及其帮凶的喉咙。真是催人欲吐，真是令人讨厌。也许图片报有朝一日会将那可怜的魔鬼如赫尔曼。戈林者，可惜的是这家伙自杀了，也算进法西斯的牺牲品。
在有关“巴德尔迈霍夫集团的赃物”这一栏里，直截了当地列举了法兰克福商场大火所造成的损失：220万。在1970年12月24日在纽仑堡为营救巴德尔而进行的交火中也有所”掠获“。抢劫银行所获取的数目，警方只是猜测，而图片报却知之甚详，不用说它要将此数目添加于赃物之中。逻辑地说来从凯瑟斯劳特尔所获取的有134000马克，可这当中却将警长寿纳尔算进了牺牲者之中.图片报进行加法时所使用的打字机有些不大对头，因为还缺少来自法兰克福的220万，赃物栏还是赃物栏，难道不是吗？问问总是可以的吧。
我无法设想，警察当局和有关的部长们会对诸如图片报之类的帮凶们感到高兴－也许他们真的会感到高兴？我真不理解，还有哪位政治家接受这家报纸的采访。这家报纸所奉行的已不是若隐若现的法西斯主义了，也不是含有若干法西斯成分的主义了，而是货真价实的法西斯主义。煽惑，谣诼，肮脏。
即便是凯瑟斯劳特尔的警察的猜测证明是对的，也不能说明这种蛊惑人心的形式就是对的。在任何一个法治国家的表现形式中任何一个嫌疑犯都有权强调自己仅仅有嫌疑而已，如果有人将这种单纯的怀疑公之于众的话。
“巴德尔－迈霍夫集团还在杀戮”这样的标题乃是煽惑群众不经法律审判而采取行动。对数百万人来说，图片报乃为唯一的信息来源，它就是以这样的方式以虚假的消息供应给数百万人。人们对某某嫌疑犯或某某看起来象是嫌疑犯的XY齐默尔(XYZimmer是电视中有关侦破案件的主持人)先生感到厌倦。
如果将有着至少是难于控制的本能的全体公众拉进到法律执行中来，如果为了成功和哗众取宠这样的数量来牺牲法治的质量，法治国家这样的称谓就会大成问题。按照证据排演出来的，富有戏剧性的故事片的结构，齐默曼先生将其作为图片展示出来，对于小市民来说无非是颇为糟糕的恐怖片。这些小市民穿着拖鞋，喝着啤酒，并且确信自己成了见证人，端所看到的仅只是事实和编造那无法看穿的混合体，有时也看到这样的影片，其中主角扮演的是尸体。如果XY齐默尔先生在刑事案件侦破的黄金时刻下令追缉一直在追缉的纳粹犯罪分子，又会怎样呢，只是为了测试一下喜欢侦探的德国人对此如何反应？
联邦德国有60000000人口，以曼豪夫为首的集团在其极盛时期也不过是30个成员。这是1：2000000之比。如果这期间该集团的成员减少至6个人，那这个比例还要可怕：1：10000000。
这对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来说事实上已构成了极具威胁的形势。宣布全国处于紧急状态的时间到了，宣布公众意识的紧急状态的时间到了，后者通过象图片报这样报刊的发行正在不断地得以提高。
所引标题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如果表明警察的推测不够准确，那么谁还会对图片报加以追究？图片报会否认吗，会改正吗，抑或施普林格先生对冠以“一下子便有这么多的爱心”标题的第五版感到欣慰吗？这一版旨在征集圣诞捐款。上帝将可贵的劳作降赐于人间。我希望，圣诞鲤鱼的刺不要太软，真的横亘其间。
我再重复一遍：毫无疑问，乌尔里克。迈霍夫和这个社会处于战争状态。任何人都能读到有关她的社论，任何人都可以在最近由瓦根巴赫出版社出版的“红书26”中读到他们的宣言，宣言是在其潜入地下之后写的。现在进行的是一场6：60000000的战争，这是一场毫无意义的战争，不仅是在我看来，也不仅是从整体来说，即使从迈霍夫所发的声明的意图来看也是如此。
我认为说服小资产者，工人，职员，官员(包括警官)放弃他们相对富裕的生活，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是根本没有希望的，他们为两次席卷一切的通货膨胀给吓坏了。假如从没有向他们详细地，以国民经济学的精确说明币制改革时机会“均等”是多么可怕。有谁向年轻一些的警官告知，他们在从事警察史上确实困难的职业？曾经有一位在基督教民主联盟的内阁中担任联邦部长的人物，当他发现，他成了拉锯争执中裁判官时，立即，几乎是一夜之间退出交际，继而又挂冠而去，他可谓是来去匆匆。
象巴尔杜尔。冯。席拉赫(Baldurvon Schirach,1907-1974,第三帝国期间曾任纳粹的青年领导人，驻维也纳的省党部的头目，战后判刑20年，1966年出狱。——译者)这种令人厌憎的恶棍，他曾以各种各样的方式驱使年轻的德国人走向死亡，又鼓励他们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进行杀戮，甚至他也得以赦免。乌尔里克。迈霍夫却不得不预计到自己陷入完全得不到赦免的境地。巴尔杜尔。冯。席拉赫的铁窗生涯肯定没有乌尔莉克。曼豪夫来得长。警官，法律专家，政论家可曾想过，乌尔里克集团所有的成员，全都作过实际的社会工作，对社会状况有着深切的认识，可能正是这种社会状况才使他们进行宣战的？于是这才有了瓦根巴赫出版社出版的“红书24，题名：黑人战鼓，作者：乌尔莉克。马丽。迈霍夫。值得一读，很有启发－作为电影一直尚未放映。
而今有多少年轻的警官和法学家知道，有多少战犯按法律被判了刑，而在康拉德。阿登纳的建议下又偷偷从监狱放了出去，而且一去永不再尝铁窗滋味？这也是我们法律史的一部分，怪不得出现了阶级司法的说法，这如同对政治反对派进行判决执行理论一样有道理。
乌尔里克。迈霍夫和其集团的残余分子没有任何机会对某人在政治上派上用场。各种各样牌号的极左，极右，中左和中右，保守和进步，他们都不再知道政党为何物，于是所
剩下的只是德国人，他们团结一致，当他们最终重新陷入德意志的空谈享受之中时，当他们不受干扰地能献身于议会党团的争论时，当发生了不该发生的事情时，当人们有朝一日读到，就是乌尔里克。迈霍夫，其后是格拉斯豪夫，继而是巴德尔和古德仑。恩斯林(以上诸人皆为恐怖分子。——译者)都被看作是 “完蛋”的时候，他们是团结一致的。象佩特拉。舍尔姆，象奥尔格。冯。劳赫和警官诺贝尔特。施密特那样完蛋。换个漂亮说法是了结，从德国人的心中了结，尽管他们还自以为是左派呢。
人们会听到那老掉牙的连篇废话。事情肯定会是这样的。可惜，不过我总是要说道说道的。这整个可诅咒的，可恨的自以为是，就象父母在教养不好的孩子后面为此而祷告一样。之后再继续翻其不同的经转子。没错，这总是知道的，事情肯定会是这样的。小保灵(Paulinchen,威廉·布施童话中的人物)一人在家。
肯定会是这样吗？乌尔里克。迈霍夫愿意这样？她愿意得到赦免抑或至少是人身安全保障？即便是两者皆非所愿，那也得有人为其提供。审判定要举行，它必得使一个活着的乌尔里克。迈霍夫面对世界公众。否则不仅是她本人，而且她那个集团的残余分子全盘皆输，也会遗臭德国舆论界，一直遗臭于德国法律史上。
所有那些曾经受过迫害的人士，其中有几个端坐于议会之中，有的在政府内供职，难道他们全都忘记受迫害受煽惑攻讦是什么滋味了吗？你们当中有谁知道，在一个法治国家里受到图片报的煽惑攻讦意味着什么吗，该报的发行量远远超过先锋报(纳粹反犹报纸。——译者)？
他们这些昔日的受迫害者，他们难道不是也曾宣布自己是制度的反对者吗，难道他们忘记“逃亡中击毙”这一富有刺激性的术语背后隐藏的是什么吗？在这种紧张的情势中，在相互煽惑的对峙中，难道他们要让警官独自作出决断吗？警官们已是惊惶失措，并且疲惫不堪，在这里要说心理学上极其危险的挫折感是很恰当的。
没有一个人知道，面对一个冷酷无情不予赦免的社会意味着什么？难道当年的受迫害者要使本质相互不同的迫害充分发挥作用，将“刑事”和“政治”这样的术语严格地极端清楚地加以区分，面对一个顶着“反社会”和“刑事犯罪”的帽子而积累其经验的集团，并且是在这样的法律史的背景下：波兰人，俄国人，犹太人偷吃一根萝卜就算是犯罪？如若是这样，就会远离了负责的政治家一般所应有的思维水平。
乌尔里克。迈霍夫大概不要什么赦免，也许她也不期望从这个社会中得到什么公正。尽管如此也应为其提供人身安全保障，提供一个公审的机会。对施普林格先生也应进行公审，因为他煽惑人民。
那些至今早已不再年轻的务实的大人先生们，他们到处担任重要的咨询职务，有的身居政治要职；他们有时将陈词滥调和实用主义以最粗暴的方式掉换；他们毫不费力毫无痛苦地从法西斯主义过渡到或被过渡到自由民主的基本制度；一直到1945年他们都太轻信太愚蠢，以致无法进行深入的思考；1945年他们又太年轻，以致无法认识到有什么罪责；他们“幻灭”了，有那么一点儿后悔，但很快便有了新的皈依，他们的痛苦不过是希特勒青年的叫疼而已。
这些有时结结巴巴说些奉承话的“机械师们”无所不知，大多数情况下比他人知之更详。而今他们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地位的稳固，偶尔伤感地渴望起意识形态来(正如绝对没有任何气味的他们渴望香水一样)。对于他们来说所理解他们从未经验到的，被迫害被煽惑攻讦，一直在流亡之中，意味着什么，这不是太容易吗，这不是太轻而易举了吗，在其记忆中意识形态，世界观，形而上学不是太少了一点吗？作为政治性的人物，作为刑事犯罪分子，是作为“刑事犯罪分子吗？
他们的自由民主的基本制度比任何一个历史上的封建时代更加残酷无情，那时至少还有一个自由落脚之地，即使是对杀人犯，对强盗则更加如此，难道这是他们的愿望吗？他们的自由民主的基本制度其不容置疑已是达到这样的程度，任何人都不可向其提出质疑？象所有教皇加在一起那样不可置疑？我知道，这里有很多问题，不过提提问题总是可以的吧。
联邦共和国超过60000000人，乌尔里克。迈霍夫集团时至今日大概还有6个成员，图片报的发行量在4000000份左右，读者大约有10000000人。施普林格先生的圣诞信息是：”巴德尔－迈霍夫集团还在杀戮。“杀戮。还在继续。圣诞快乐，新年幸福。坚实的骨刺，坚韧的鲤鱼肉。施普林格先生一举献给我们这么多爱心，多得难以承受，特别是在一个法治国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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